我们的病人

　　精神病院，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、惶恐的场所，躁狂、妄想、歇斯底里与抑郁——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，都可以在那里找到。

　　在那里，他们得到治疗，或面对死亡。

　　“疯人被囚在船上，无处逃遁。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，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、不可捉摸的命运。”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“愚人船”，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，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“清理”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，任其流浪。

　　在古代中国，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。直到113年前，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。

　　1898年，清政府风雨飘摇，在济南（当时还未立市），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。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，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，所以在建立之初，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，在权益、规范、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“文明”的印记。

　　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，自此，“应治尽治”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。

　　百年后，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，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:121和1:842。

　　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，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，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。“没有优厚的待遇、没有编制、没有发展前景，拿什么招人?”

　　巨大的歧视与排斥，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，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，更何况，同为医者，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，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并往往是后一站。回归家庭，对大部分治疗者来说，是一个梦想。

　　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，医者、患者与家属，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，坚持，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。

　　精神卫生立法，承载了终结——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。

　　伤痛

　　——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

　　“精神病患者”——一个被填充了排斥、歧视，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。

　　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，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而事实上，几乎在每个人身边，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。

　　1亿！

　　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，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，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。也就是 说，每13个人中，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，不到100个人中，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。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，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 离，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，与“正常人”血脉相连、肌肤相亲。

　　“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。”杨甫德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表示。他有着多重身份—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、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、《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》和《精神卫生法(草案)》的重要参与者。

　　在上世纪50年代，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.7%，到了2009年，这个数字则达到17.5%。其中，上升快的是号称“第一心理杀手”的抑郁。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，目前我国抑郁发生率已经达到4%以上，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。

　　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，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，病情往往加重。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，他们长期失业，耗光了积蓄，变成家属的负担。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，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，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，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。

　　由于长期服药，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、表情怪异、动作缓慢，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。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：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，越来越严重的歧视。

　　于是，15%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，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，或者，任由百病袭击、突发死亡。

　　“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~30年。”

　　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。“尤其是抑郁患者。”据调查，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.9%，在现有的抑郁患者中，只有不到10%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。

　　无知、偏见、恐惧、躲避，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。

　　救赎

　　——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.04张，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.6万人，护士严重不足

　　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，截至2005年底，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，共有精神科床位13.2万张。照此计算，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.04张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.3张。

　　仅比对现状：13.2万张床位，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，杯水车薪。

　　况且，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，很多区县、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。

　　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，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，在一些地方，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“囚禁”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
　　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。据统计，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.9万人，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。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，每位医师对应842人。

　　在这背后的原因是，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，智力支持长期断流。硕果仅存的少数“专家们”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、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、心理诊疗中心，甚至是改行，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“罕见”。

　　因此，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，“全年招聘”已是常态。

　　于是，产生了这样的数据——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，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，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，而且，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，其中，有“医师资格证”的不到5人，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。

　　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。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，可现实是，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，甚至在个别医院里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，而在综合性医院里，相对应的比例为1:2.5。

　　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，“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”，所以流动性非常大。“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、压力大、风险高，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，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。”杨甫德说。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“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。”

　　而且在我国，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，几乎是患者的选择。“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，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。”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。

　　许多，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、社区康复中心等，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。而在我国，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并往往是后一站。在这里，很多人住了几年、十几年，至几十年，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，他们远离人群、社会、正常的生活，直至他们完全康复，也无法找到归途。

　　2010年初，在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专家的指导下，济南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——济南五洲医院附属精神卫生康复所挂牌成立。

　　“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，让患者回归社会。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。现在，我们的志愿者不足20人，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，我们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，但我们仍会积极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情况，努力帮助患者融入社会。”济南五洲医院附属精神卫生康复所发起人王女士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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