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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精神病患者遭遇歧视排斥 治疗机构面临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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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病人

  精神病院,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、惶恐的场所,躁狂、妄想、歇斯底里与抑郁——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,都可以在那里找到。

  在那里,他们得到治疗,或面对死亡。

  “疯人被囚在船上,无处逃遁。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,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、不可捉摸的命运。”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“愚人船”,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,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“清理”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,任其流浪。

  在古代中国,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。直到113年前,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。

  1898年,清政府风雨飘摇,在济南(当时还未立市),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。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,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,所以在建立之初,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,在权益、规范、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“文明”的印记。

 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,自此,“应治尽治”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。

  百年后,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,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:121和1:842。

 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,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,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。“没有优厚的待遇、没有编制、没有发展前景,拿什么招人?”

 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,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,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,更何况,同为医者,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。

 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,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并往往是后一站。回归家庭,对大部分治疗者来说,是一个梦想。

 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,医者、患者与家属,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,坚持,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。

  精神卫生立法,承载了终结——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。

  伤痛

  ——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

  “精神病患者”——一个被填充了排斥、歧视,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。

 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,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而事实上,几乎在每个人身边,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。

  1亿!

 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,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,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。也就是 说,每13个人中,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,不到100个人中,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。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,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 离,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,与“正常人”血脉相连、肌肤相亲。

  “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。”杨甫德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表示。他有着多重身份—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、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、《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》和《精神卫生法(草案)》的重要参与者。

  在上世纪50年代,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.7%,到了2009年,这个数字则达到17.5%。其中,上升快的是号称“第一心理杀手”的抑郁。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,目前我国抑郁发生率已经达到4%以上,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。

 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,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,病情往往加重。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,他们长期失业,耗光了积蓄,变成家属的负担。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,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,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,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。

  由于长期服药,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、表情怪异、动作缓慢,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。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: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,越来越严重的歧视。

  于是,15%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,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,或者,任由百病袭击、突发死亡。

  “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~30年。”

 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。“尤其是抑郁患者。”据调查,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.9%,在现有的抑郁患者中,只有不到10%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。

  无知、偏见、恐惧、躲避,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。

  救赎

  ——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.04张,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.6万人,护士严重不足

 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,截至2005年底,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,共有精神科床位13.2万张。照此计算,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.04张,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.3张。

  仅比对现状:13.2万张床位,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,杯水车薪。

  况且,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,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,很多区县、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。

 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,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,在一些地方,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“囚禁”,任其自生自灭。

 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。据统计,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.9万人,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。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,每位医师对应842人。

 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,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,智力支持长期断流。硕果仅存的少数“专家们”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、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、心理诊疗中心,甚至是改行,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“罕见”。

  因此,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,“全年招聘”已是常态。

  于是,产生了这样的数据——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,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,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,而且,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,其中,有“医师资格证”的不到5人,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。

 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。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,可现实是,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,甚至在个别医院里,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,而在综合性医院里,相对应的比例为1:2.5。

 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,“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”,所以流动性非常大。“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、压力大、风险高,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,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。”杨甫德说。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“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。”

  而且在我国,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,几乎是患者的选择。“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,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。”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。

  许多,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、社区康复中心等,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。而在我国,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并往往是后一站。在这里,很多人住了几年、十几年,至几十年,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,他们远离人群、社会、正常的生活,直至他们完全康复,也无法找到归途。

  2010年初,在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专家的指导下,济南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——济南五洲医院附属精神卫生康复所挂牌成立。

  “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,让患者回归社会。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。现在,我们的志愿者不足20人,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,我们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,但我们仍会积极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情况,努力帮助患者融入社会。”济南五洲医院附属精神卫生康复所发起人王女士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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